自我对抗,文学起航——读《沉默发条》

作者: / / 时间:2020-08-01 / / 浏览量: 732次

自我对抗,文学起航——读《沉默发条》


2014年,董启章被选为香港书展年度作家,该年香港社会对于佔中抗争的讨论正白热化,及后发生了双学佔领金钟的行动,此时此刻年度作家成为敏感的名称。议者认为作家既然支持社会抗争,就应拒绝与建制有关的一切,而董启章的回应是在书展作家感言里,大谈「沉默」的意义如何被扭曲。根据董的说法,近几年来社会有个错觉,认为「沉默」就是负面的,而「发声」就是正面的。董氏认为这就是语言被滥用的现象,一如在关于社会运动的报告和描述中,「暴力」也被滥用来描绘抗争者的行动。



沉默,一种内心流亡

读着《沉默发条》的时候,我也在思考究竟甚幺是「沉默」,我想到在德语中,「沉默」并不是名词,而是动词。当然schweigen这个动词也可被写成一个中性的名词schweigen。大概「沉默」不单是一种状态,也是一种行动。恰巧英、法语言中的silence都源于一个拉丁文动词:silere,后者的意思是静下来、无声。原来「静下来」也是一种动作,是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动作,一种经抉择而作出的行动。在今日高举鄂兰的vita activa的社会中,把沉默说成行动彷彿是对沉默的「肯定」。另外,沉默也是一种语言,因为沉默也不止一种形式,不同的形式就有不同的迹象,可以从中读出不同的意图。


虽说沉默是个人决择下的行为,但人们只能从那个人沉默背后的事件背景,才能对他的「沉默」进行定义或判断。西方对「沉默」的论述由来久远,始于晚期罗马帝国的神祕神学,这种神学观认为,由于最高的智慧是某种不能被言说的奥义,故必须对其保持沉默,这种传统延续到现代语言哲学家维根斯坦的那句名言:「在不可言说之处,我们应该保持沉默。」另一位是现代极权体制下作家所谓的「内心流亡」,因危及生命而被迫对政权保持沉默,但沉默既是不反抗,也是不默从的迹象,不默从发声表现出作家的独立人格。有时候,沉默还意味着因抗议而刻意放弃发声的权利。


在董启章于2014年书展讲座的讲稿〈默想生活:文学与精神世界〉中,作家从语言和发声去讨论沉默。这种沉默的迹象背后,是作者面对香港日渐崩坏的政治环境,以及对于有人选择附和,有人选择怒哮的反应。作为着名作家,选择在任何一个阵营下摇旗吶喊,或发出同意或反对的声音,自然少不免将文学语言与政治语言混同,因而有损文学创作的尊严的,但对于政治事件沉默,即同样会被看为无视社会现实,亦违背了文学的人文关怀。董认为不得不重提、思考甚至选择沉默的背后,表现出作家面对这种两难的困局。


基本上,董启章那篇讲稿切中了作家所面对的问题,在某些定义方面,例如将文学定义为一种默想生活、认定文学介乎于行动与沉默之间,我们还是可以商榷一下,留有细微的讨论空间。首先,文学并非不属于行动的範畴,而沉默也并非不是一种行动,正如并非不发声便等于没有作出行动。当我们讨论沉默时,必然是沉默者为其沉默行动赋予了意义,我们才觉得有讨论之必要。还有的是,在文学作品对某一事件或政治问题保持沉默,这本身就是对于该事件或政治问题表达了态度。



默想,对抗语言的误用和过量

「从默想生活,生成文学⋯⋯」黄碧云在为书展讲座而作的讲稿〈必须与世界隔绝,才能静想〉里面,大篇幅地讨论这个课题。文学需要读者,犹如演员期待观众的「观赏」,而「默想」的对象是神。如果像黄碧云说的,默想生活的封闭、孤独,是为了打开世界所有,那幺这种封闭和孤独只有在神在场的情况下,才可能将世界打开。另一个问题是如何避免令孤独沦为寂寞的危境。这是鄂兰在《极权主义的起源》最后一章念之在兹的问题,鄂兰引用尼采的诗〈席尔斯.玛丽亚〉(Sils Maria),说明自我的「一变成二」是为了防止自我陷入「寂寞」的境地。我们默想,不也是一种「一变成二」的内在对话吗?


董黄两人坚持以沉默和默想对抗语言的误用和过量,然而沉默归沉默,沉默也只是语言中间的一种停顿,文学还需面向世界,向世界表述自身,扣问世界,或尝试与它对话。曼德尔施塔姆说诗歌应该像一个漂流瓶,诗人只能期待漂流瓶最终在他方岸边为一个读者拾起,但总会有人拾起,不然文学何为?


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曾以梅尔维尔小说《录事巴托比》讨论「潜能」这个哲学概念,除了阿里士多德对于「潜能」的解释外,巴托比惯用的口头禅「我选择不⋯⋯」(I prefer not to ……)还为「潜能」提供另一种定义。放进作家那里,这种「我选择不」的态度就好像比拉—马塔斯(Enrique Vila-Matas)小说《巴托比症候群》里面选择封笔或不把脑中作品写出来的「作家」一样,我们就想像世上有那幺一个从不发表作品甚至从不诉诸笔墨的作家⋯⋯



如何航向文学的国度

然后每当我们提笔创作时,我们总无法忘掉那几个问题:


文学既是处于自由探索的状态,它本身有没有必然/必要的目的?文学本身有没有必然/必要的义务?如果文学有一种义务,一种以其正义为目的之义务,它的义务对象有多少?如果有许多对象,会有最高至最底之分还是所有对象都有等同的地方?(譬如:社会公义、发现人性、挑战理解力的极限,发明一种崭新的美,等等。)普遍认为伟大的、真正的文学,是应该服膺于上述哪一种对象?应该从这些方面,讨论董启章就文学沉默所阐述的论点,及其他人讚同或批评的意见。论者或会质疑董启章讨论「沉默」的动机,但这并非我们从事文学创作时最核心的问题。


想像一下我们的社会,没有人从事文学创作(研究论文或职场报告不算在内),连最通俗的文学作品也没有,对于语言的滥用只存在于文宣之中(正如政府曾立例规管地产发展商的新楼盘宣传品),一切文学创作只停留在脑海的想像文字里,那幺文学只是甚幺?


然而文学已经展开了行动,以文学的语言,对抗官方或非官方意识形态宣传,也对抗自身,就像巨噬细胞。由是之故,我们不妨把《沉默发条》里面的争论,当成文学起航的入门:我们在这里,告别政治文宣,告别日常的口诛笔伐,航向文学的国度,航向一种黄金的语言。


* 文章题目及小标题为编辑所拟,原题〈沉默与文学〉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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